寒门学子进入高等学府已然艰难 但这一切只是个开始

国内新闻|来源:中国青年报2020-08-26 09:45:19|网络编辑:杨琪玉

  冰点特稿第1194期

  跳“农门”

  2012年至2019年,湖南耒阳正源学校有10名学生考入清华北大,其中7名是留守家庭的孩子。今年高考,学校又有两名学生考入北大,钟芳蓉是其中之一。

  她是今天夏天最受瞩目的高考生之一。她以676分成为湖南省文科第四名,查到她考分的那一刻,学校老师在办公室跳了起来,校长罗湘云带50多名老师,乘坐9台车,肩扛烟花和鞭炮,去她的村里报喜。

  钟芳蓉选择读北大考古专业,又在网上激起一阵浪花。有人说“穷人家的孩子不要学当诗人”,建议她“选个来钱的专业”,改善家里条件;也有人说“兴趣最重要”,“感兴趣的事情做到极致照样能成功”。“沸腾”的还有考古圈,8月20日下午,她收到9家考古单位送来的礼物,9个包裹,近50斤重。

  一直关注她的还有学兄学姐。很多学生说,在钟芳蓉身上看到了自己,同样出身平凡,同样根据兴趣选择大学专业,几乎都有留守经历,也曾被媒体聚焦,他们决定对这个学妹说点什么。

  8月3日下午,学校第一个考上北大的毕业生潘军去了钟芳蓉家,给她提了很多建议。他的学弟谭伟宁也在关注钟芳蓉报考的事,在个人公众号,谭伟宁写下了自己进入大学后的迷茫和成长,希望人们更多“关注留守儿童未来的成长”,“寒门学子进入高等学府已然艰难,但这一切只是个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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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军所在的校友群讨论很热闹。

  潘军没插话。这件事本与他干系不大,8月初,听校长说钟芳蓉因媒体采访压力很大,潘军决定趁学校给她送书的机会去她家一趟。他在耒阳做选调生,去钟芳蓉家那天是星期一,他特地跟单位请了假。

  潘军说,他在钟芳蓉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他也曾被聚光灯包围,2012年,市领导、学校老师一行几十人驱车到他所在村里,庆祝他金榜题名。一块披挂着大红花的长方形奖牌至今挂在家里的客厅,家人在升学宴上张罗了20多桌饭菜。

  当时,他的分数只够报北大医学部,选择了药物化学专业,面对媒体,18岁的他公开立志要从事科研,称“别的风景”对自己没有吸引力,偶像是钱学森。

  那时的潘军觉得自己离理想越来越近。理科科目里,他化学最好,初二时,他就立志当一名化学家。

  这个选择遭到家人反对。家人觉得“学数理化没前途”,劝他学临床医学,或者报其他大学更能赚钱的专业,潘军说,自己当时处理方式粗暴,听到反对声就躲起来。

  这个夏天,钟芳蓉也把自己包裹了起来。她没有和父母交流过自己的报考志愿,4家电视台来家采访,她闭门不出,最后,她去了深圳,校长也找不到她了。

  潘军理解钟芳蓉,不愿别人干扰自己的选择。但6年后,他研究生毕业,没有从事科研,成为了一名选调生。如今,回看高考时的志向,他的观点发生了改变。

  他重新审视当时一心要读化学的自己,“一个高三刚毕业的学生,就了解各个专业?”潘军后来觉得,农村孩子口中的兴趣只是在有限经验中作选择,他们从小到大只有学习,而他是理科生,只能从理科科目中找兴趣。

  大学毕业后,他的同学有搞摄影、当诗人的,他发现那些路离自己太遥远了,“在成为留守儿童时候就断了,因为你没有培养这些细胞。”

  兴趣和理想也会被现实泼冷水。读研期间,他是导师最勤奋的学生:每天泡在实验室,两个小时午休时间只眯10分钟,以第一作者在影响因子19的国际期刊发表论文。但继续做研究,潘军开始担心学化学没有前途——出国深造七八年,回国也很难找到教职,“进211、985的高校不太可能”。

  他的学弟刘勇也被这个问题困扰,刘勇2016年报考北大物理学专业,那时候,他也觉得兴趣最重要,但读了大学发现“还是需要一些经济基础”,如果做研究,可能一辈子也买不起北京一套房。“没有资本的要选热门专业,因为需要积累经济条件。”他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摇摆,犹豫是否继续从事科研。

  他承认,选物理专业是“对经济压力没有特别深的认识”。刘勇觉得农村孩子可能缺少见识,没有广泛兴趣,所以选择冷门专业,“你在高中从来没接触过计算机、金融,怎么会有兴趣?”

  但面对一心报考古的钟芳蓉,潘军没有劝她改专业。在潘军看来,劝一个从未接触过计算机和金融领域的农村孩子去读热门专业也是冒险的,从商需要人脉,农村孩子没有家庭支持,会很难。

  刘凡犁也认同他的观点。刘凡犁是2013年湖南省理科状元,清华大学老师握着校长罗湘云的手,恭喜他的学校出了省状元。刘凡犁最后入读清华大学钱学森力学班,那时候,金融专业已经是热门专业,也有人劝刘凡犁报考,但刘凡犁很清醒,做金融需要“谈笑风生”,自己性格内向,不爱交际,不愿意在饭局上推杯换盏,还是坐冷板凳更适合他。

  去钟芳蓉家前,潘军审慎考虑过提什么建议。听说钟芳蓉对历史感兴趣,他建议钟芳蓉大学选历史专业双学位,说对从事考古行业很有帮助,更重要的是,可以作为一条退路,“即使你以后可能想转行,都来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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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芳蓉安静地坐在对面听着潘军说了半个小时,很少插话。那几日,媒体采访的电话接连打来,她索性开了手机飞行模式。

  潘军能感觉到她的压力,问及是否担心父母不理解自己报考的专业时,钟芳蓉点了点头。他建议钟芳蓉“静下心来跟爸妈交流”,告诉父母考古专业不像网友说的没前途,解除他们的担忧。

  钟芳蓉比他想象中稳重很多。他嘱咐钟芳蓉多锻炼自己的表达能力,学会跟人打交道,“不要只认书不认人”。

  这一点潘军进入大学后才意识到。他发现在大场合的活动,自己会胆怯、害羞。

  读高中时,刘凡犁是主动回答问题的活跃分子,但在大学里,他也明显感觉自己不自信、不主动,课堂展示时会紧张得声音颤抖。

  以前,他知道自己表达和社交能力一般,但不觉得这很重要。大学后,他发现处处都需要这个“核心能力”,做科研项目需要写申请材料、上台展示,通过表达让他人信服你。人缘好也能带来便利,特别是做博士后,直接去找工作很容易碰壁,有熟人推荐就会好很多。

  外国老师来访问,有师兄会主动向导师提出来去接待,刘凡犁发现自己没有这种交际意识,“我都想不到要这样做。”

  大学头两年,谭伟宁也一度为交际苦恼。高中毕业的他刚买手机,同学谈起明星和热点新闻他一无所知,新生见面交流会上,班级同学和学兄学姐攀谈,他在一旁沉默。

  谭伟宁后来意识到,他本就成长在表达匮乏的环境里。初中前,他还一直跟种地打交道,下午放学后,他要去村头地里打油菜、种花生。他跟外婆住,父母在广州打工,每年只在过年时回来一次。

  小时候,他看到父母会害怕得躲起来。有想买的东西,他也不好意思跟父母开口,好不容易鼓起勇气说想吃零食,得到的回答是“对身体不好,还浪费钱”,“多几次后,你就不再提了”。

  在个人公众号里,他记录自己没钱的“心酸往事”:去服装店试衣服先看标价;坐出租车要不时偷瞄计价器;买菜要跟在大妈后面,等大妈挑好菜讲好价,自己跟着也来一斤。笔名“锦衫”也出于对儿时的补偿——小时候想买好看的衣服,没钱买。他穿堂哥的旧衣取,有的衣服打了补丁。

  谭伟宁感慨,很多城市同学思考问题是绿灯思维,做一件事情,他们更在乎带给自己的收获和价值。自己想问题是红灯思维,不是考虑带来什么价值,而是想会遇到哪些困难,计算试错的成本,“害怕尝试新的东西。”

  黄兰毅也意识到留守环境对自己性格的潜在影响。五六年级时,父母外出打工,他跟奶奶住一起,但奶奶总是驼着背一人坐在屋里,不说话,也不笑,令他感到压抑。

  他本来性格外向,渐渐也变得不爱讲话,放学后常常宅在家里,一个人看电视或者发呆,想倾诉了,就写日记,“很容易伤感”。读初中时,妈妈患癌症去世,家里更加拮据,他变得更加内向和自卑,“觉得家庭情况没那么好,玩什么都要顾忌”。

  这种性格伴随着他进入大学。他在清华美院学美术,刚进大学那会,他发现自己没什么幽默感,不会开玩笑,和同学在一起时,没有话题聊时会紧张得不知所措。

  在高中,七八个学生住一间屋。校长罗湘云常去男生寝室转悠,他发现很多农村孩子夏天睡觉也穿着长裤,相比城市孩子更害羞。

  正源学校有近1.5万名学生,80%以上来自农村,其中近一半是留守儿童。校园里,学生们不用穿校服,女生也不用剪短发,罗湘云希望校园看起来“五颜六色”。

  但吃食堂时,他让所有学生都吃“大锅饭”。学生每日交25元生活费,食堂每日四餐,夜里提供水果或面包,不限量供应。知道农村孩子家里经济条件一般,他希望农村孩子和城市孩子能坐在同一排吃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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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大一时,潘军成绩依然突出,数学、物理常常考满分,他觉得周围同学学习不如自己。那时他很高调,学院里进行宿舍风采展示,三四百人的大教室里,其他人用中文讲,他用英文,结果得了最低分。后来,潘军意识到当时的行为意在凸显自己,因为“心里不服气”。

  标新立异的性格得罪了不少人。他把年少的狂妄归为无知,“以为自己很厉害,但后来发现不是。”

  一位读北大医学的正源毕业生感慨,当她还在学习写论文格式是什么时,同学已经写完了。老师在英语课上让他们练习GRE的写作题型,她光理解题目就要很久。她发现北京的同学总是在各种活动中“自然而然地当上负责人”,关注她都没听说过的地理竞赛,还有一群“国际的朋友”。

  原来不是所有人的高中都在刷题。室友告诉谭伟宁,高中同学有的出国,有的保送清华大学,自己因为不聪明考入中央财经大学。但室友电子琴7级、英雄联盟大师段位……“学也学不过,玩也玩不过。”谭伟宁感叹。

  刘凡犁在清华大学的班里30人,17人是保送。听说人大附中学生一周5天课,还不上晚自习,他惊呆了。自己高中每天上8节课,晚上,10点下晚自习,很多人还主动留下学习,近凌晨才舍得去休息。

  置身清华大学校园时,黄兰毅才体会到自己幸运——清华美院里的农村孩子太少见了,同学家境都优渥,从小学习艺术,有的凭文化分就能读清华,上美院完全出于兴趣。

  而他是半路出家,高二下学期时才改读艺术。这之前,他从没专业学过美术。他对画画的兴趣来源于小时候父亲让他照着日历画画。先从画上面的老虎开始,然后仿照父亲买的一本画册画人、水果和风景。他听蒋勋讲中西方美术史,也读《梵·高传》,被这位潦倒不堪但仍对生活充满热爱的艺术家激励。

  快读高三时,和同学聊到未来想从事的职业,他第一反应是,自己要当画家。他告诉父亲自己要转读艺术时,父亲以为他疯了。

  他写信给父亲,“为什么别人可以选择喜欢的,我就不能?”几乎所有亲戚都反对,姐姐把他的画拿给一位开画室的朋友看,对方说离专业水平有很大差距,劝他放弃。

  一次考试,他考着考着,“情绪上来了”,跟老师请假回家,同父亲商量学美术的事。

  他躲在屋里怄气,父子俩隔着一扇门,许久未说话。等他开门,以为父亲要骂他,父亲只说了一句,“你去学,我来想办法。”

  他承认,这成为自己后来考清美的动力,爸爸对他越好,他越想报答,“恨不得马上考上就那种感觉。”培训学校晚上10点下课,他会在画室画到凌晨两三点,2018年,他以两分之差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错过,在家休息六七天,又去北京一个美术培训机构复读。

  他感慨农村孩子学艺术奢侈。去培训机构学习时,他跟老师说自己喜欢梵·高,老师劝他以毕加索当偶像,因为毕加索“很会经营生活”,会创作,还会经商。当同学全国各地采风学习时,他还在培训机构兼职挣生活费。

  他的很多同学从小跟爸妈去旅游,看遍大城市的建筑,同样做一个设计方案,城市的同学想法多,设计也更大胆。

  做科研时,刘凡犁也对这点感受很深,他发现视野差距直接体现在思维认知上。就同一个课程题目讨论时,大城市学生想的更全面、深入,也更快。更让他焦虑的是,他们不仅起点高,还比自己更努力。

  上清华大学前,刘凡犁的自我规划里只有高考,但他发现,大学班里其他同学的自我规划都很清晰,有的大一就考GRE,为出国做准备,还有的大二就写推荐信,找研究生导师。直到大四,他才考虑未来的路怎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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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伟宁也没想过这个问题:高考后的人生要怎么走。

  哥哥是他读书的启蒙人,小时候,兄弟俩睡在一张小木床上,无聊时去邻居家看黑白电视,打扑克,哥哥在夏日给他扇风解暑,也教会他识字算数,他因此能5岁读一年级,在他的记忆中,懂事的哥哥常常被赞美,是家族的希望。

  但他7岁那年,哥哥溺水而亡。很长一段时间,家里每个人提起哥哥,语气都透露着惋惜。这让他心情复杂——他对哥哥崇拜敬畏,又不甘心落后于哥哥。

  哥哥五年级时说要去北京读大学,他也立志去北京读书。谭伟宁后来意识到,哥哥的突然离开成为他学习的动力,“可以理解为赌气,或者说继承,他没做到的事,我一定要替他做到。”

  怕影响谭伟宁学习,家人向他隐瞒了外婆、奶奶、爷爷去世的消息。爷爷在谭伟宁高考前5天去世,病榻上爷爷一直呼喊他小名“伟仔”,念叨他有没有考上大学,攒下的1000元钱还压在枕头下,当作他考上大学的红包。

  那时候他不理解,为什么亲人去世都不通知他,后来明白自己是全家希望,没什么比考大学更重要。读高中时,一直陪伴的外婆说他没有初中时用功,“现在一点都比不得初中学习那会了”。他没太在意,外婆去世后,这句话一直在他脑子里。谭伟宁说,那之后自己开始用功,为了完成外婆生前希望自己考好大学的心愿。

  只是,谭伟宁发现,动力在考上大学后消失了。

  他听从同学爸爸的建议报了最热门的会计专业,又被调剂学计算机专业,但学习4年后,感觉计算机“冰冷,没有温度”。

  在大学里,他一度找不到方向。他记得学校举行辩论赛,双方讨论教育资源是否向大城市倾斜,一位城市学生认为倾斜无可厚非,“凭什么人家几代人的努力,你20年的寒窗苦读就能赶上来?”这让谭伟宁觉得“努力了也没什么意义”。

  起初,他也尝试努力“冲一冲”,和老乡互相督促参加社团活动,竞选班级负责人,努力融入大学的圈子,为未来有漂亮的简历积分,但发现很难从中获得价值感。

  茫然感持续了很久。大学毕业时,有人建议他考研,读法律和金融,“走主流路线”,但那时他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一心“想去社会走走”。毕业后,家人希望他报考深圳公务员,他一边在酒店兼职一边考试,在面试中落败,又海投简历,在一家新能源公司任职。但谭伟宁无法在这份工作中“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最终,他辞职去旅行。

  后来,谭伟宁认识到自己成长局限:贫穷的环境和家庭变故激发他脱离底层,迈入象牙塔,但没有人告诉他,未来的路应该怎么走。

  钟芳蓉报考考古专业的新闻被热议,有感于自身经历,谭伟宁在公众号里写道,“比起媒体对小姑娘的宣传,她今后的成长才是更值得大家关心的,需要正确的引导和适时的帮助。”

  在谭伟宁眼里,这是很多农村孩子进入大学后都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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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进入大学后,中学校长罗湘云也不断接收到这样的反馈,他承认,差距客观存在,“家庭条件好的,走的路也远一点。”

  学校每年组织考分靠前的一百多名学生参加“北京励志行”,他发现有的学生没有坐过火车,没出过耒阳市,见识最多的学生是暑假去父母打工的城市看一看。他建议钟芳蓉提前10天去北大,带爷爷奶奶坐一次高铁,费用由他出。

  培养一个高材生不易,罗湘云一直鼓励学生从事喜欢的专业,不要为了钱放弃。知道刘凡犁将出国读博后,他嘱咐刘凡犁专心做研究,缺钱了找他要。母校是他的后盾。对每年考上名牌大学的学生,学校会发一台平板电脑,并有1万元到10万元不等的奖励,减轻学生上大学的负担,“不要花那么多心思去弄钱”。

  罗湘云发现,虽然大学生活让正源的毕业生看到了差距,但多数内向的他们在大学后开朗很多。上大学后,黄兰毅话多了起来,还作为队长,带领9个队员研究皮影戏传承,获得大学暑期社会实践一等奖。

  大学让黄兰毅看到更大的世界,他在大学拼命汲取营养,参加学院读书会,和一群硕士、博士的学长讨论到凌晨3点,学着同学开始去各个城市观览采风。他打算结束兼职,在家学习软件,为未来做储备,做“有创造力的事”。

  “虽然刚开始比别人看得浅显,通过不断学习,慢慢到毕业,格局也就比较大了。”潘军也开始专注自我成长。

  他在摸索着找适合自己的路。毕业后他在家乡做选调生,后来发现这条路选对了,学历给基层工作的他很大加成,听说他是北大的,同事“会高看一眼”。

  潘军说没有坚持做科研,是自己不够勇敢,但是他的初衷没有变,“想造福很多人。”高中时,他以“穷则独善其身,达泽兼济天下”为人生座右铭,毕业后,他笃定从政能让他实现人生价值。

  他发现留守学生的原生环境培养了他要强坚韧的性格。虽然比别人起点低,但潘军说,没到终点,自己就不会服输,“假如100米赛跑你已经跑了99米,我也不会服输。”

  谭伟宁也在寻找自己的位置。他发现原生环境让他对底层人更具包容性和理解力。他一直热心公益。他去乡下家访因贫困读不起书的家庭,帮助他们获得资金救助,也帮乡村小学募捐图书。

  有亲戚觉得他做公益是浪费时间,不如去做兼职挣钱。但谭伟宁在公益中找到了价值感。去支教时,谭伟宁注意到班上有个男生总爱顶撞老师,同为留守儿童,他能理解男生只是想吸引关注,“让人多陪陪他。”

  和同伴去这个男孩家里家访时,他发现男孩跟自己一样,父母长年不在家,相伴的只有体弱多病的爷爷。他加了男孩微信,两人成了好朋友。男孩后来考上当地一所有名的高中,第一时间没有跟父母联系,而是告诉了他。

  “农村孩子不笨,他们只是缺少资源和平等的关爱。”谭伟宁说,他希望有一天人们提起“留守儿童”时,不再是同情、怜悯的眼光,而是真正关注他们的成长和需要。

  辞职旅行后,他发现自己最喜欢写作,找到一份与文字相关、从事品牌文案的工作。他不再怀疑自我努力的价值,并把几年来的摸索和迷茫写在公众号里,希望影响到一些人.。

  在刘勇看来,农村教育的问题是社会资源缺失,“农村普遍贫穷,教育资源分配的少,像树的成长,阳光、养料充足的那些生长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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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起钟芳蓉被冠以“留守”“全村的希望”等标签走红,谭伟宁感慨,“因为这样的例子太少而显得弥足珍贵。”“我们农村能出一个大学生已经不容易,更别说所谓的名校生。”在他记忆里,自己是那一年村里唯一一个大学生。

  他们都是农村里的幸运儿。一项数据显示,2016年,北大农村学生占当年招生人数16.3%。清华大学新生来自县以下高中的占三分之一,来自农村的不到10%。

  耒阳下辖19个镇,5个乡,官方数据显示,耒阳是劳务输出大市,在外就业人员达30余万,留守儿童近万名。

  2005年,正源刚建校时,只有1100名学生。那会,罗湘云最愁招生。城里的孩子不愿意寄宿,罗湘云只好把目光投向了村里的孩子。他带领老师挨个去村小宣讲,吸引成绩拔尖的小学生来正源,这无意间给一部分留守儿童提供了一个合适的读书机会。

  正源实行封闭管理。学生们常年寄宿学校,初中生半月回家一次,高中生大多一个月回家一次,对违反校规的学生,惩罚很严格。去年,学校查收200多部手机,年级大会上,让每班学生干部上台公开砸手机。495个摄像头分布在380亩校园各个角落,警惕学生出现安全问题,外逃打游戏。

  学校还实行“2+4”模式与分层教学。潘军是这一模式的最早试验者。2006年,罗湘云从当年入学的初一新生中抽41人建成清华班H20班,作为“2+4”模式的实验班。他认为初中教材简单,高中教材多又难学,实行初中2年,高中4年学制。

  潘军记得,为了证明该模式是否可行,学校想过很多办法。他读高一时,学校抽10人参加当时以正常模式就读的高三学生考试,潘军的成绩可以考二本,高二再参加时,他能考年级前三。

  2012年,H20班41人参加高考,一本上线39人。如今,学校有70%的初中生实行“2+4”模式,剩余学生仍延续原来的学习模式。与“2+4模式”配套的还有分层教学,潘军读理科,全年级分清华班、科技班、普通班三个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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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很多方面,正源的教学都指向高考。

  罗湘云说,“高考是我们教学的方向,高考怎么考,我们怎么教。”他发现,如果给农村孩子配以合适的教育模式,他们也能和城市孩子一样出色。

  但正源模式也有短板,在2020年高三总结会上,罗湘云提醒老师们,2000多名学生还有600多人没考上二本,要注意这部分学生,“挽救一个是一个。”

  罗湘云仍在探索更优秀的教育模式。学校每年购买优质网课,供老师们学习。成绩排名靠前的学生也被送到好的中学参加考试,测验教学效果。

  罗湘云崇拜“衡水教育模式”。尽管这种教育模式争议诸多,但他觉得,“国家既然实行高考选拔制度,就要应付这种制度,让孩子出人头地。”2019年起,学校开始派几名高三学生去衡水中学学习,短的半学期,长的一年。

  罗湘云根据学生的反馈,在学校增加了一些“衡水特色”:白天课程增加一节,自习改为学科自习,学生跑操前要背书。

  但罗湘云觉得没学到“衡水模式”精髓。至今,还无法验证这种模式是否对正源学生有效——除了钟芳蓉,其他几个去交换的学生高考成绩反而变差了。

  钟芳蓉说,去衡水学习对她帮助很大,那里更注重课本知识,老师叮嘱学生们牢记课本,高考前,她将课本背诵了7遍。但她只去了一个学期,就不愿意去了,班主任感觉到她压力很大。

  这几年,罗湘云又开始探索小学学制的改革,即小学五年、初中三年、高中四年的“5+3+4”模式。

  但任何一种模式总有学生不适用,总有学生考不上大学。罗湘云的办法是,让成绩差的学生尽早学艺术。2007年,学校有4个复读生考上中央美院,罗湘云发现,如果有钱有机会,农村孩子也能学艺术。

  去年,学校在初、高中设立11个艺术班。对那些有天赋、没钱学的艺术生,罗湘云会予以资助。黄兰毅就是在校长资助下转读艺术,考入清华美院的。

  不久前,罗湘云和衡阳市一位领导见面,对方希望他在衡阳市各县市区建立分校,关注留守儿童和贫困家庭,探索可复制的模式。

  他没为钟芳蓉报考古专业担心过,相反,他觉得这个专业就是为钟芳蓉而设,符合她内向的性格。他看过很多孩子都经历这样的过程,又在大学历经蜕变。

  他相信,明年从北大回来过暑假的钟芳蓉,一定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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