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虎：疫情，让电影人对行业更敬畏

  新京报：近年来主旋律电影取得票房成功的案例比较多，包括《我和我的祖国》《八佰》和《金刚川》，你怎么看待这样的现象？

  管虎：我先从根儿上给它理顺。在我看来，主旋律电影这个叫法不是很贴切，应该叫主流电影，每个国家都有。那谁来做中国的主流电影？得有人做啊。这几年我有创作状态，也有兴趣，想拍主流电影，我就拍了。主流电影完全可以拍得让观众觉得很好看，有感动也有收益，不是挺好的事儿嘛。

  新京报：你怎么定义主流电影？《斗牛》《杀生》《老炮儿》算主流电影吗？

  管虎：主流电影是99%的观众爱看的、符合他们价值观的电影。要是只有1%的人爱看，那叫作者电影。主流电影要符合电影工业化的要求，观众的观感，离场后的余味，这些因素都得考量。《斗牛》《杀生》作者气比较重，《老炮儿》创作时也只是真的想讲这个故事，但毕竟那是第一次进入电影工业商业化体系吧，也想着别把投资人的钱赔了。

  新京报：电影市场对票房的追逐，通常会让票房压力反向传导到创作端，作为导演你有感受到这样的压力吗？

  管虎：我前些天还在跟团队说，后面弄一个戏不许想票房，以前我们也没想过票房的事儿。《八佰》上映时70%的座位封锁，谁敢想票房啊？疫情期间能上就不错了。当然人家跟我提票房，我也会去想，但没有压力。不就赔本吗，那怎么了？完了下一部再给人家赚呗，又不是这一锤子的买卖。如果说因为怕赔就不拍这个戏，这不可能。（有没有片方跟你建议，怎样拍票房可能会更好？）没有人跟我说过这话，一次都没有！我觉得也没人敢跟我说。

  新京报：今年的疫情对整个电影行业都有冲击，作为电影人身在其中的感受是怎样的？

  管虎：疫情刚开始的阶段对我们的心理状态影响很大。那会儿有人说，没电影看，好像也没什么呀，感觉不需要电影了。好多人都挺绝望的，觉得好像电影要消亡了。我个人相对乐观，但也觉得何时才是个头啊？有点沮丧。随着时间推移，只能静下来，把平常不干的事儿都开始干了。我觉得老天是在历练人吧。

  新京报：影院重启后，整个行业跟以前比有什么不同吗？

  管虎：不太一样了，每个人都攒了股劲儿，包括我自己。疫情期间，我多么想每周末好几部新片挤着上映、票房能达到多么高的水准啊，但那时真的是——“休想”。逐步恢复到现在，我们会倍加珍惜，对行业更有敬畏感了。疫情让大家的责任感都比原来重了，因为都看明白了，产业低迷，里面的每个人都不会好。

  新京报：疫情也影响了电影的传统发行模式，有些电影选择在线上放映。你能接受这种方式吗？

  管虎：我的心态经历了一个变化。刚开始我也有点儿接受不了，作为从业人员会觉得这事儿在当时有点儿釜底抽薪似的。最近我开始觉得这是可以接受的，两线并行嘛——有的电影的风格更适合线上上映，有的电影强调音效、画面、特效，就往院线走。多一条出路没什么不好。

  新京报：你未来会考虑拍适合线上放映的电影吗？

  管虎：我不太拒绝线上放映的，因为也做剧，知道线上有庞大的观众群，视频平台也是很棒的媒介。我不会努着劲儿说要拍一个适合影院或者适合线上的片子。首先故事我喜欢，由着这个风格往前走，未来是线上播还是电影院放映，都不是最重要的，把它做到极致、做到最好就行。

  新京报：目前中国影视创作有制片人中心制、导演中心制，甚至也有演员中心制。你觉得哪种更适合产业的发展？

  管虎：这个分得特别肤浅，非黑即白。就各国的经验来看，最成功的当然是制片人中心制。但是制片人中心制是有前提的，比如在好莱坞，制片人首先是个很棒的导演，同时也是个很棒的编剧，他上手自己能拍、也能写。导演中心制对需要极致发挥个人特色的电影是非常合适的。中国电影目前的状态，导演中心制是合适的。（你的电影也是导演中心制吧？）对，从来如此。

  没听说有演员中心制这回事儿，很难想象一个好的创作是围绕演员出发的，不管是剧集还是电影，这跟创作规律倒着来。

  新京报：随着中国影视工业化的成熟和发展，你觉得以后会进入以“制片人中心制”为主的阶段吗？

  管虎：我们的设备和硬件已经非常成熟，但还是做不到工业体系化、做不到制片人中心制，为什么？中国的影视产业和好莱坞的工业体系不同，它的文化就不一样。中国是人情社会，还有友谊在呢，今儿我让你下班别走帮我一下，你走吗？所有东西牵涉到细节，就有所不同。再比如我是个摄影助理，梦想当摄影师，当摄影师后，又想当导演，这在中国普遍存在。这个前提下，要做成像好莱坞那样的工业化很难。

  新京报：所以在你看来，中国影视产业可以发展得很好，却不太可能复制好莱坞工业化体系的模式？

  管虎：对，我们只能是尝试走另一条路，中国影视产业自己的工业化道路。我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都得尝试摸索着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