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水村“两头婚”的现实样本：不只是姓氏那么简单

  12月25日下午，59岁的杭州民丰村(按当地习俗，以下简称水村)村民美芸在厨房忙碌。丈夫出门工作去了，两个孙女放了学，在楼上练字。

  美芸解释，在上海工作的亲家要回杭州了。按习惯，每每亲家回来，她都邀他们过来吃饭，两边如朋友般融洽。

  十年前，美芸的儿子阿斌和儿媳小琪结婚，采用的是近来被推到风口浪尖的“两头婚”形式。

  2017年至2019年间，复旦大学博士生赵春兰在杭州水村做田野调查时，发现水村中有典型的“两头婚”现象：“两性结配，男方不言娶，女方不说嫁，各自户口不变更； 男女双方家中各自装修新房，夫妻婚后在双方家庭轮流居住； 双方经协商，婚后生两个孩子，分别随父母姓； 有义务赡养双方父母，也有权利继承双方财产； 孩子称双方长辈均为‘爷爷、奶奶’，而无‘外公、外婆’之称谓。”

  美芸自己对“两头婚”的理解是“小家变大家”，是“独生子女基本都会选择的生活方式”。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范丽珠评价水村的“两头婚”为“一种传统秩序的延续”。

  赵春兰认为，在水村出现的“两头婚”，是现代与传统各自退让、磨合的结果，“它必然是一个小范围文化圈内的东西，会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也有它特有的社会功能。”

  不需彩礼，也不备嫁妆

  小芬34岁，大眼，圆圆脸，在贸易公司上班。

  她是土生土长的水村人，也是“两头婚”实践者：她生有两个女儿，一个随丈夫的姓，一个姓她的姓，统一用“爷爷奶奶”称呼两边老人；她和丈夫及孩子轮流住在双方父母家，“可能这个礼拜我公公婆婆有事，照顾不到小孩，就回我爸妈家住；有时候我爸妈有事，就到我老公爸妈家住。”

  小芬称，她是家中独女，还在读书时，父母就有意她未来找个“上门女婿”，“因为他们不想让我‘出去’”。小芬说她也愿意这样，因她也“不想离开家”。

  村委财务工作人员介绍，水村有760户、3300多人口，村民的生活条件普遍较好。改革开放前，踞杭州近郊的水村是典型的鱼米之乡，村民靠养蚕、养鱼、种植为生。上世纪90年代后，农业收益减少，工商业发展，且许多农地逐渐被征用，村民便开始进厂务工、自主创业。

  征地时，每户每口人能得到80平方米的房屋面积补偿，“基本一家能换两三套房。”少部分人还未被征地，但通常会在自建房中划出一两层做出租用，租金收益也算丰厚。据村委会统计数据，2019年，水村村民人均收入4万元。

  现在，走进水村大道，左手边是清一色三层以上自建房，右侧则是仅剩不多的几亩农田。偶有农人忙碌，小车驶过，都发不出大声响。一天里最热闹的时刻是下午三四点，村里的幼儿园放学，家长们排排等在门口。其中又以老年人为多。

  赵春兰在田野调查中总结，水村居民虽已在物质生活、基础建设上往城镇化发展，但依然保有农民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对“延续香火”有一定执念。

  受访者们表示，水村本地许多独生女家庭都有过招入赘女婿的想法。

  2005年左右，当第一批独生子女进入婚龄，水村的“两头婚”模式开始出现了。

  大学毕业后，小芬经人介绍认识了现在的丈夫，丈夫是独子，小芬回忆，当时她身边零星有“两头婚”的例子，但还不普遍。她试探性地问还是男友的丈夫是否能接受两头婚，男友回家与父母商量，不久就答应了。两人于2010年顺利成婚。

  婚前，双方家庭商定，不需彩礼，也不备嫁妆；两边都出资装修新房；婚后要生育两个孩子，不论男女，头胎随小芬姓，二胎随丈夫姓；小芬与丈夫的户口都保留于原家庭内，随各家姓的孩子在各家的户口本上。

  “两头婚对我们来说，第一是传承姓氏，第二是为离父母近一点。”小芬说，“不迁户口”对她而言是莫大的心理慰藉，“如果我还在这个户口本上，我觉得我跟我爸妈就是一家人，有很亲密的感觉。”

  “传统嫁娶的特征是女的嫁到男方家里面，女方的所有社会价值是通过男方来实现的，女性的名字要上到夫家的族谱、户口本上。‘两头婚’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安排，女的也可以把家谱传下来。”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范丽珠说。

  水村副书记盛云峰回忆，2005年后，村里无声无息地开始出现“两头婚”现象，但从未引起过广泛讨论，“就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时代就是这样走的。”

  12月21日，小芬在朋友圈看到媒体上关于两头婚的新闻，有些忿忿，“文章里的部分内容我不是特别认同，比如说女性沦为生育工具——哪怕我是嫁过去的，我也希望生两个，我觉得独生子女太孤单了。”

  阿阮与丈夫结“两头婚”九年多，育有一子一女。她称自己对生二胎原没那么热心，虽不是特别愿意，但她也不至抵触。因她早就知道，一旦踏进“两头婚”，“我的历史使命就是要生两个的。”

  “其实就是小家变大家”

  三十多年前，美芸从杭州余杭“嫁”到了水村。

  丈夫给了她娘家几十块钱作为彩礼，她返以电视机、缝纫机、自行车为嫁妆。婚后，她与丈夫、公婆同住，户口也一并迁到了丈夫家。

  2010年左右，她的独子阿斌到适婚年龄，“我当时叫他不要找独生的，去娶个家里有兄弟姊妹的回来。”

  也是此时，周围冒出“两头婚”的现象。阿斌早与高中同学小琪交好，而小琪是本地的独生女，提出要“两头婚”。

  阿斌回家一提，美芸答应得很快，“我当时就觉得，这情况下也没有办法了呀——你不用跟我说他们不能结婚或者两个人的生肖不配——如果说了你咋办呢？他们两个人已经相处这么久了，不同意，反而麻烦。”

  她和丈夫主动提出给小琪家十几万元做彩礼，被对方利落地拒绝，“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不是在‘嫁’女儿。”

  按地方老规矩，男方家要给女方的母亲包个“肚痛包”，以慰其对新媳妇的生养之恩。美芸准备了8000元的红包，被亲家全数退回，“他们和我说，我们也不算嫁，你们也不算娶——我生女儿肚子痛，你生儿子肚子也痛。”

  在儿子阿斌眼里，“两头婚”是两个家庭、老老少少都可以接受的唯一方案。

  “娶也好，‘两头婚’也好，上门女婿也好，其实都一样，就是两户家庭。”阿斌说。“当然，真做上门女婿不太现实，我父母那边过不去。我作为男的，自己也不肯。但你一定要硬邦邦娶回来，人家也不肯，到时候弄出矛盾，还不如就两头结婚。”

  阿斌的两个女儿从楼上跑下来，一手一个，挂在阿斌身上。美芸赶她们上去写作业，解释道：“两个小孩，两个房间，这里大嘛。”

  这座自建房格局方正，有四层楼高。早先孩子小，和父母同房，如今大家分住几层，基本都有自己的空间。

  最开始，夫妻俩在双方父母处都会居住。岳父母拆迁后，搬进了商品房居住，阿斌与小琪因觉得居住面积小，便常住在美芸家中，只偶尔去娘家住。

  美芸回忆，当年她出嫁后，通常只在逢年过节“回娘家”，且必要随带礼物以赠娘家的亲戚——这是当地外嫁女的规矩。

  而今小琪则随时随地可往娘家跑。“按以前的规矩，我回娘家住一个礼拜，人家就会觉得我肯定跟婆家闹不愉快了。现在我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12月25日，美芸喊从上海收工回杭的两亲家来家里吃饭，她与亲家的住处相距不过十分钟车程，两家人常常一起聚餐。通常是亲家买菜，她下厨。她喜欢这样，觉得热闹，“其实就是小家变大家。”

  生儿子随谁的姓，最容易引发纠纷

  七年前，小琪怀二胎时，曾有亲戚对美芸说，看小琪这肚子，怀的好像是个儿子。美芸称自己消化得很快，“即使是儿子也是他们家的，说好的就不能变卦。”她称自己听过许多因姓氏而闹僵的“两头婚”，认为这样极不值当。

  赵春兰在研究中发现，要和谐地进行“两头婚”，“协商和说到做到是很重要的。”

  按水村旧俗，新嫁妇要挑一“子孙桶”到男方家中，意喻挑去生育责任；若男方入赘，则由新郎挑桶至女方家庭。

  小芬告诉记者，她身边有一对朋友，因未事先商量好挑桶事宜，临近婚礼，男女双方都希望由对方来挑桶。大闹了一番，甚至放言悔婚。

  协定太死板，也容易引发矛盾。小芬说，她认识一个在居住方面要求特别苛刻的“两头婚”家庭：双方父母严格规定时间表，一周住这头，接下去一周就必须住那头，“做不到，就闹不开心，也容易吵架。”

  60岁的村民老许是退休工人，儿子已结婚15年，是传统的“嫁娶”。

  老许是“两头婚”的坚定反对者。

  “什么‘两头婚’是肯定不好的！”老许说，他有一个侄子，比他儿子早婚两年，采用“两头婚”的模式。婚礼前，两家人说得好好的，头胎跟爸爸姓，二胎随妈妈姓。后来头胎生出一个男孩儿来，“丈母娘直接到医院里去把孩子抱走，要抢注女方家的姓。”双方家庭大吵一架，孩子一断奶，就办了离婚。

  老许说，这阵仗吓住了他，因此坚持要儿子“娶”一个回来。

  赵春兰分析，出于对男嗣的看重，生儿子后的姓氏归属，最容易引发“两头婚”中的矛盾与纠纷。她在做田野调查时认识了一对夫妻，十多年前结了“两头婚”， 头胎儿子出生后，矛盾爆发，“在哪儿做月子、孩子到底跟谁姓这种问题，全都能吵起来。”没两年，未等到生二胎，两人就离婚了。

  美芸对传宗接代的需求则有一套自我消解的逻辑。她认为，即使自家只有一个孙女，来日出嫁后，仍然会生两个孩子，“那么还是可以有一个姓我们的，所以(姓氏)还是可以往下传的。”

  赵春兰认为，美芸夫妇并非对“延续香火”无所谓，而是寻到了一种更灵活的态度，“只要能把姓氏传下去，不管是儿子还是女儿都是香火的传递。”这也是水村一些父母辈对“两头婚”的态度。

  “所以‘两头婚’其实是一种传统秩序的延续，它独立于政策，也独立于个人主义。”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范丽珠评价，“水村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社区，大家的认识和家庭背景都相似，容易慢慢达成一个地方性的社会制度。”

  赵春兰说，到今天，“两头婚”在水村实践过数十年，受访对象们耳闻的相关矛盾越来越少。

  水村副书记盛云峰平时兼任村内家庭事务调解员。他告诉记者，自己调解过许多邻里矛盾、经济纠纷，但未处理过由“两头婚”引发的家庭不和。“(矛盾)肯定会存在，但少。一来是农村还是有那种思想，家丑不可外扬，所以外人也不知道；二来，就是‘两头婚’在村里已经走过了一个磨合的过程。”

  不只是姓氏那么简单

  在水村办婚礼，传统意义上要宴请三天：第一天晚上为“启事”宴；第二天中午，新郎接新娘，在女方家吃“便餐”，晚宴则办在男方家，为“正酒”；第三天再兴“谢事”宴。

  村里的婚席承办人孙中成说，“两头婚”中，两方家庭通常会先后都办一轮酒席，顺序并无定数，全看两家商量。轮到女方家庭举宴时，新娘也要去男方家接娶新郎，“原本接新娘子要敲三下鼓，等于是催新娘下来，现在接新郎也会敲。”

  也有合并举宴的，花销则共同承担。阿阮当初办婚宴时，只在酒店合办一次“正酒”，酒宴费用按双方邀请的亲朋数量分摊。

  而小芬结婚时，只以“嫁娶”流程走了一遍，由丈夫将她从娘家接出，在婆家吃了“正酒”。“婚礼的流程上，有些东西如果你非要计较得那么明白，就没法办了。”

  赵春兰分析，在“两头婚”的实践中，传统的许多边界逐渐被模糊：“不只是姓氏那么简单——它在维护传统，又没有那么传统。”

  阿斌与小琪结婚时，照旧俗，新郎去女方家接亲，得准备一些现金和好烟，“会有隔壁邻居、大伯大妈拦在大门口，不让他(新郎)进去，要拿东西出来。”但两家人商定，由小琪家自负“拦门”的花销。

  婚后过节，小琪与阿斌也无需以儿媳或女婿的名义赠送孝礼，“基本不去计较礼节上的东西了，反正都是一家人，不分家，而且最后钱都是给孩子的。”

  赵春兰在这点上深有感触。她是水村邻村人，家人们也奉行较传统的价值观。她是“嫁”出去的，因此每年过年，“回娘家”探望，总要花一万多元买礼品，送给叔叔伯伯。“因为已经算‘分家’了，作为出嫁的女儿就必须买东西回去。”

  “两头婚”面对的另一个质疑，是未来财产分割的公平性。

  “生两个小孩，一个姓你老公的，一个姓你的。到时候会不会两边的爷爷奶奶，各自把钱留给跟自己姓的小孩呢？如果两边资产差不多还好，要是差得多，怎么保持公平？”“两头婚”的坚定反对者老许问。

  美芸则称自己从未产生过区别对待的想法，因两个孩子都由她带，她一样地疼。但她分析，或许会有偏心眼的爷爷奶奶，“比如说只带跟自己姓的小孩，那情感上多多少少会有偏向的，对不对？”

  美芸说，自她出嫁起，就失去了继承父母财产的机会，从当地传统来讲，上一代的家产尽数要给家中男丁。“我父母的钱明确说了都是给我哥哥的。如果给女儿的话，要打架的，就等于给外姓人了。”

  如今，“两头婚”带来的双边姓氏继承，使女方家庭免去财产落入“外姓”之手的担心。美芸一家人已经谈拢，她与丈夫在百年后将财产全部留给儿子，小琪也会得到来自她父母的那一份。届时夫妻俩要如何再为两个女儿划分财产，“就是他们自己的事了。”

  赵春兰说，在今天，水村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夫妻会采用“两头婚”的结婚形式。而到目前为止，“两头婚”中的实践者们都还算年轻，养育的孩子最大也不过十来岁，尚未面临过老人故去、财产分割的问题。她相信，“两头婚”的最终走向，还需时间来证明。(文中美芸、小琪、阿斌、小芬、阿阮、老许为化名)（记者 冯雨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