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色龙州”的忠诚故事

广西新闻|来源:新华社2021-07-01 19:19:13|网络编辑:孟宪静

来源:7月1日《新华每日电讯》

作者: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刘伟、徐海涛、陈一帆、雷嘉兴

祖国南疆,左江之畔。

91年前,在地处中越边境的广西龙州,龙州起义响惊雷,中国红军第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建立了左江革命根据地,开启一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岁月。翻开历史篇章,一个个红色故事震撼人心,令人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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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展示于龙州起义纪念馆里的油画。图为1930年2月1日,龙州起义打响,1万多名军民在龙州县城新填地广场集会。龙州起义纪念馆供图

一生的等待

革命理想高于天。在革命岁月里,许多军民为了革命理想抛头颅、洒热血,为革命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留给家人无限思念。

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李明瑞,红八军军长俞作豫、参谋长宛旦平、政治部主任何世昌,牺牲时年龄都在30岁左右,其中宛旦平是4人中牺牲最早的。

1930年3月20日,国民党军队围攻龙州,红八军和左江工农赤卫大队英勇迎敌,打响阻击战。龙州失陷后,红八军军部和二纵队被迫撤往凭祥。1930年3月22日,敌军追踪进逼凭祥,红八军参谋长兼二纵队队长宛旦平率部阻击敌人,在战斗中献出了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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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龙州起义纪念馆。龙州县委宣传部供图

“宛旦平是湖南新宁人,他曾参加过北伐战争,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共产党员、一名非常英勇的战士。”中国红军第八军革命纪念馆馆长李敏介绍,宛旦平非其原名,因革命需要改名旦平,他牺牲后,其妻子李竹青在很长时间里都不知道这一消息,一直在等待丈夫回家。

宛旦平和李竹青是同乡,两人经人介绍相识。1928年冬,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宛旦平获组织批准,返回老家与恋人李竹青完婚。结婚当天,他接到上级紧急通知要返回上海。当晚临行前,宛旦平对新婚妻子说:“等我打完仗,就回来接你!”

宛旦平这一去,便没了音讯,留在家乡的李竹青将思念放在心底,日复一日地盼着爱人归来,一等就是几十年。

“直到1984年宛旦平革命事迹见报,李竹青才知道爱人已长眠异乡。”在龙州起义纪念馆宛旦平事迹展板前,李敏动情地给记者讲述了这段感人故事:她等了爱人半个世纪,终身未改嫁,当李竹青拿到宛旦平的烈士证书时,昔日年轻的面容已多了一道道皱纹,她捧着爱人的烈士证书来到宛家祖坟前,放声痛哭:“你说,等打完了仗,就回来接我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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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龙州起义纪念馆展厅。龙州县委宣传部供图

宛旦平牺牲后,俞作豫、何世昌率领部队沿中越边境前进,并转战桂南。1930年7月,何世昌率部辗转到邕宁、钦州一带活动,在前往右江寻找红七军途中不幸被捕,后在南宁英勇就义,年仅25岁。

1930年8月,俞作豫在寻找党组织过程中被敌人逮捕,押至广州,同年9月6日在黄花岗英勇就义。1930年秋,李明瑞率部北上,1931年10月,他在“肃反”中被错杀于江西省于都县,时年35岁。1945年,李明瑞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十载英名宜自慰,一腔热血岂徒流。”这是俞作豫慷慨就义前留下的悲壮诗句。“在红八军的征战中,一个个革命者面对生死,表现出崇高的英雄主义和革命必定胜利的信心,留下了永恒的精神力量。”李敏说。

最后的党费

20枚“光洋”,这是龙州起义时红八军战士们的军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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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龙州起义时红八军战士们的军饷——“光洋”。龙州起义纪念馆供图

1930年3月,红八军二纵队在凭祥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在据守白马山过程中,二纵队一营政治指导员林景云带领数十名战士、赤卫队员,在长达数小时的战斗中,在敌人密集的炮火攻击下,掩护主力部队撤退。

战斗中,林景云不幸中弹负伤。“林景云负伤后,他想到的第一件事是把自己身上带的文件全部掏出来烧掉,第二件事是掏出自己身上仅有的5枚‘光洋’交给身边战友,嘱咐战友‘你用3枚作路费,一定要活着出去,然后把剩下的2枚作为我的党费交给党组织’。”龙州起义纪念馆讲解员梁雪萍说。

红军梁玉汉是这场战斗的亲历者,梁玉汉的儿子梁炳聪记得父亲讲述过的这段红色故事。“战斗打得非常惨烈,打了2个多小时。”梁炳聪说,红军战士在敌人的一轮轮进攻中一个个倒下,最后只剩下几个人。

林景云负伤后仍顽强战斗,最后因弹尽被捕,当晚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年仅28岁。

每次在龙州起义纪念馆给参观者讲述“最后的党费”,梁雪萍都深受触动:“一个战士在死之前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保守党的秘密,把重要文件销毁,而且没有忘记自己的党员身份,认真履行党员的义务,信仰无比坚定,对党无比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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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龙州起义纪念馆(无人机拍摄)。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雷嘉兴摄

三过家门而不入

在红八军队伍中,走出了一位百岁将军——吴西。

吴西1900年出生在广西扶绥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5年投身革命,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夏,吴西离开家乡前往南宁,投身革命的洪流中,此后留下了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

“龙州起义前,吴西作为先遣部队的一员,跟随部队沿左江行舟向龙州进发,行至扶绥的一个码头,机帆船靠岸维修、补给,此时码头距离吴西老家仅有几公里,怀着对革命的热情憧憬,他路过家门而不入,等待机帆船继续起航。”龙州起义纪念馆讲解员张纯璐说。

1930年3月,龙州失陷后,吴西随部队转战至距离老家很近的渠黎圩,恰逢家中亲人赶圩,亲人们急切劝其回家。面对许久未见的亲人,已准备为革命理想献出一切的吴西劝慰道,“等革命成功了再回来见你们”,而后跟着大部队继续前进。

在告别亲人约5个月后,吴西受党组织委派,从香港护送中央代表到红七军传达党中央指示。在完成这项任务过程中,受敌情等影响,吴西曾取道渠黎圩附近的小村,这次距离老家只有二三里,心系组织任务的他回望家乡方向,而后继续赶路。

“吴西将军三过家门而不入,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坚定的革命意志和组织观念。”张纯璐说。

为民的红军井

龙州县城新街19号,一栋古朴的建筑灯笼高挂,这里是红八军军部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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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红八军军部旧址。龙州起义纪念馆供图

“军部旧址前身是西南地区当时有名的瑞丰祥钱庄,后红八军在此设立军部,指挥左江地区的革命斗争和军事行动,因此钱庄内这栋法式风格的洋楼也被称为‘红军楼’。”红八军军部旧址讲解员肖丽丽说。

沿着灰砖铺成的路面走进军部旧址内部,几间屋子围着的一口“红军井”出现在记者眼前,井内水质十分清澈。“这口井原为钱庄主人私人使用,钱庄所在地势东高西低,过去附近的百姓大都住在东边,打口井很不容易,吃水只能走远路到河边挑水。”肖丽丽说,红八军接管瑞丰祥钱庄后,发现周围群众吃水难,于是派人将井口扩大并且加深,让群众就近来钱庄取水。红八军离开龙州后,龙州人民亲切地称之为“红军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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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红八军军部旧址内的红军井。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雷嘉兴摄

“吃水不忘挖井人,直到如今,本地民众一说起这口‘红军井’,就想起那一支为劳苦大众着想的红八军。”肖丽丽介绍,20世纪80年代,龙州遭遇了一场特大洪水,河水受到污染,当时正是这口“红军井”解决了大家用水之急。

“一口井,体现的是为民情怀。”李敏说,龙州起义大会上,《中国红军第八军目前实施政纲》就明确提出,“本军是民众的武力,负责解除民众的痛苦,图谋民众利益的使命”,起义官兵还在大会上集体庄严宣誓,“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共产主义事业”。

铁桥阻击战

悠悠左江穿过龙州县城,城南河岸的一处桥台上,矗立着一个铁桥支架。

这座兴建于1913年的铁桥是民国时期唯一连接龙州县城南北的桥梁,龙州起义后,这里曾打响一场阻击战,革命血迹遍洒桥面、河道、两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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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龙州铁桥阻击战遗址(无人机拍摄)。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雷嘉兴摄

龙州起义后,左江地区的反革命武装和地主豪绅暗地勾结,趁红军部队集中在龙州的时候,实行武装叛乱,扰乱人心。红八军根据形势,分兵进行剿匪征战。

1930年3月中旬,国民党桂系当局得悉红八军主力已分赴各地去剿匪,派兵4000多人分两路对龙州进犯。3月20日,桂系军队突袭龙州城,当时驻守龙州城内的仅有红八军3个主力营和左江工农赤卫大队,共1000多人,形势十分危急。

面对敌人突袭,红八军军长俞作豫指挥龙州军民英勇阻击,但由于敌我兵力悬殊,敌人形成了包围态势,龙州城东、城北、城西三面皆被桂军所占。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为保存革命实力,俞作豫果断决定向南撤出龙州城。

一场鏖战在龙州铁桥展开。据李敏介绍,桂军发现红八军南撤意图后,集中火力向铁桥进攻。为掩护军部和主力部队撤出龙州,左江地区第一路游击大队政治部主任严敏率部坚守桥头阵地,左江工农赤卫大队也参与保卫战。

战斗一直持续到夜晚,其间桂军一路继续正面攻击,一面派兵从下游偷渡过河,直奔铁桥南头,红八军腹背受敌。在掩护部队撤退过程中,守桥红军、游击队、赤卫队员顽强阻击敌人,打光最后一颗子弹后,与敌人肉搏,400多名战士壮烈牺牲,至此龙州失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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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龙州起义纪念馆展示的1930年3月20日“铁桥鏖战”场景。龙州起义纪念馆供图

特制的帽徽

在龙州起义纪念馆,约2700平方米的展厅展现着昔日革命岁月。一个红色文物展柜里,一块红布上摆放着的3枚金属帽徽,吸引许多人驻足。

帽徽椭圆形状,每枚长宽只有两三厘米,有的历经岁月洗礼已有些残缺,在有着2900多件馆藏文物的龙州起义纪念馆内,被誉为“镇馆之宝”的正是这几枚小小的帽徽。

“这是中国红军第八军的军帽帽徽,为铜片精制而成,正面隆起的图案有斧头、镰刀、五角星组成。据考证,它是1928年中国红军成立以来唯一使用这样图案、形状和质地的红军佩戴物,1996年被评为国家一级文物藏品。”梁雪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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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国红军第八军的军帽帽徽。龙州起义纪念馆供图

帽徽缘何如此设计?有哪些特殊寓意?在讲解员的讲述中,帽徽背后的故事被一一揭晓。

1929年12月初,在筹备龙州起义和组建红八军过程中,军队标识、军帽帽徽等工作被提上日程,经过讨论,帽徽的形状被定为椭圆形,寓意红太阳,也代表着中国。斧头代表着工人,镰刀代表农民,五角星代表着共产党,五角星位于斧头镰刀之上,寓意着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带领广大工农走向民族复兴的道路。

1930年2月1日,龙州起义打响。1万多名军民在龙州县城新填地广场集会,中国红军第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在起义大会上,数千名红八军将士高扬革命的红旗,换上特制的帽徽,震天动地的欢呼声、口号声响彻会场。

“当年红八军帽徽一共制作了2000多枚,现仅存5枚,除龙州起义纪念馆内的3枚,还有1枚借展于广西民族博物馆,另1枚借展于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李敏说,这些帽徽跟随红军战士历经浴血奋战,见证了红军战士誓死捍卫革命的坚定决心。

七千里远征

“龙州起义后,红八军曾经历过一次约7000里的远征。”在龙州起义纪念馆,每一个来到这里的参观者都会听到这样一段关于红八军的特殊经历。

1930年龙州阻击战时,正在靖西围攻敌军的红八军一纵队与龙州军部无线电联系突然中断,判断龙州有变,便紧急回援龙州。而后,部队侦悉龙州失陷,军部率二纵队突围转移。为保存实力,一纵队决定绕道转移到右江与红七军会合。

寻找红七军的过程充满艰辛,一纵队转战中越、滇桂黔边境,边走边打听红七军消息。1930年4月29日,红八军一纵队在凌云县彩架村遭遇国民党包围袭击,红军将士在群山间展开一场激烈的突围战,战斗一直从早上打到下午,最后胜利突围。

“1930年10月23日,红八军一纵队历时半年多、行程约7000里,一路艰苦征战,终于与红七军在凌云县讲肥村岗里屯(今乐业县上岗村)会师。”梁雪萍说。

红八军与红七军会师后,红八军一纵队到达广西河池,编入红七军序列,成为红七军的一支劲旅。1930年11月,部队跟随红七军主力又转战7000里,北上江西与中央红军会合,汇入革命的大洪流,后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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